《自己的文章》可看作是张爱玲的文学纲领宣言。一般都认为张爱玲此文是回应《万象》上迅雨（傅雷）的批评文字。但从《新东方》发表此文的时间看，更像是回复胡兰成。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到北京去查资料，在“三味书屋”遇到了一位张迷，三十出头，在一家外国商社的驻京办事处工作。他对五十年代以后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张爱玲的著作和相关研究资料都很熟悉。我们谈得很投机，从书店出来，意犹未尽，又一起去民族饭店的咖啡馆。走在路上，他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能给张爱玲的这两篇作品系上年吗？”他说的是《鸿鸾禧》和《存稿》。我语塞的同时又很佩服他“迷”的程度，我虽然以张爱玲为题写出了硕士论文，但在资料方面并没有什么突破，甚至连他这样的问题意识都很淡薄，所以在北京查资料时，也只注意大学和研究机关的最新论文，没在找老杂志方面下功夫。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台湾的唐文标先生曾花了十年时间，“上穷碧落下黄泉”，在香港、斯坦福、加州、哈佛、耶鲁、伦敦、剑桥、烈斯、芝加哥、哥伦比亚、东京、澳洲等大学图书馆搜寻张爱玲当年在上海的资料。当时，对唐先生来说，上海咫尺天涯，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中家园。一九七四年，唐文标先生发表了《张爱玲早期作品系年》（一九四三——一九四五），他在文章前记中说明：
最遗憾的是，有一部分当时出版的杂志，始终不能找得到，所以：《传奇》中的《鸿鸾禧》的出处不明，《中国的日夜》也无下落，《流言》中下面几篇也不知道初次面世的地方和时间：《借银灯》《银宫就学记》《存稿》《雨窗（伞——笔者注）下》。（《张爱玲研究》，台湾联经出版公司，一九八六）
为此，唐先生专门去信询问张爱玲本人，得到的回答是：“一九四三年春，《花凋》；夏，《红白玫瑰》；秋《鸿鸾禧》，一九四四年《等》、《阿小悲秋》。”真是“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看月亮，印象陈旧而又模糊。
因此，唐文标先生没能写出《年谱》，而只发表了《作品系年》。
一九八四年，唐先生将他收集到的所有上海沦陷区时期有关张爱玲的出版资料：张爱玲的照片、张爱玲画的插图、扉页、漫画，书籍封面，第一次发表文章的刊头及发表过张爱玲作品的各杂志的封面及目录页，汇总原样影印，最后一部分“杂碎”还影印了柯灵先生夫人陈国容女士手抄的圣玛丽女校年刊《凤藻》中的两篇张爱玲的少作，印成一本三百八十三页厚十六开本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标明为“第一集”，表示他的“淘金工作”还继续下去。
可惜唐先生壮志未酬身先亡，翌年因鼻癌去世。
一九八七年，在美学者郑树森先生发表了《张爱玲与〈二十世纪〉》（台湾《联合文学》第三卷第五期），查明《借银灯》《银宫就学记》两篇的出处是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后来，在郑树森先生，尤其是在上海陈子善先生的努力下，张爱玲的佚作被陆续打捞出来。
一九八八年春，我到东京大学留学，准备研究当时内地较少接触的台湾女作家。在泛读准备聚焦的阶段，读来读去，到处都蹦出一个张爱玲；和新加坡的伯母通信，她也常常提到张爱玲。张爱玲是谁？为什么在台湾和海外这么红？这是我读张爱玲的动机，没想到，这一读就读到现在，当初所谓研究台湾文学的方向也改变了。
想想也真不容易，东京大学居然收藏了沦陷区上海出版的《紫罗兰》《杂志》《万象》《天地》《小天地》《风雨谈》等杂志，还有一九五九年日本新闻社出版的胡兰成《今生今世》（错印为《今世今生》）。我以唐先生的研究为据，将它们通通复查了一遍，一九九五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后来译为中文，题名《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学》，一九九八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该书的附录《作品·活动年表》中，纠正了唐先生的些许疏忽，但《传奇》和《流言》中的《鸿鸾禧》《存稿》等四篇作品依旧没能查明出处。
没想到去年暑假，在当年沦陷区中心的南京民国文献室（原南京档案馆），竟意外地发现了《新东方》杂志。
一九四四年八月，《传奇》刚问世四天就销售一空。八月二十六日，杂志社为此召开了书评茶会，会上有人问到张爱玲对《万象》和《杂志》所刊的批评，以为哪一篇适当时，张爱玲回答，“我的答复有一篇《自己的文章》刊在《新东方》上。”（《〈传奇〉集书评茶会》，《杂志》一九四四年九月。）以此为据，唐文标在《系年》中四四年七月一栏里，写上了“《自己的文章》，上海新东方杂志。”当然，他没找到《新东方》。
《新东方》是一份“政治·经济·文化综合”月刊杂志，于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创刊，后来编辑部移到了上海。创刊的目的是为了配合汪精卫伪政府的成立，为其所谓的“和平运动”造舆论。负责人苏成德，十六开本，每年二卷，每卷六期。现已确认出版到一九四四年第十卷。
创刊号的首页，是汪精卫的近照，接着是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等汪伪政府首脑人物的题辞。开始数月，每期汪精卫都亲自撰文。到了一九四一年，“和运”八股渐渐让位于文艺作品。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一日数变，《新东方》又将重点转移到了时事分析与讨论上。
张爱玲在上海文坛初次露面的时间是一九四三年一月。翻看同年杂志，在五月号（第七卷第五期）的目录上发现了一篇《中国女子服装的演变》，作者张宝权。一瞬间，闪出一个念头：莫非张爱玲的《更衣记》还另有样板？这样想是曾吃惊于张爱玲构思的奇特，竟将一部走向“现代”的中国人的精神史轮廓从女装的变迁中道出。后来知道了张爱玲曾师从许地山，而许地山一九三五年曾在《大公报》上发表过连载《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女装》，才明白天才也不是石头里发的芽。
翻开杂志一看，闯入眼帘的竟是早已看熟的张爱玲画的着清朝袄子端凝淑女的插图，再仔细一读文字，更是吃惊不小，这不就是张爱玲初登文坛的名作———英文Chineselifeand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二十世纪》一九四三年一月）译文吗？标题下赫然印着“张宝权”三个字。比起半年后张爱玲自己译的《更衣记》来，张主权的译笔显得艰涩生硬。张宝权在《新东方》上常有英文译文发表，一九四四年的五月号里，还和张爱玲同期载文。想来是编辑一时疏忽，少印了“翻译”二字吧。
卡片上写明一九四四年还有两册《新东方》，但书库里却找不到，无奈，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上海。
到上海的当晚，在书城逛了一个晚上。当看到陈丹燕已出版一两年的《上海的金枝玉叶》和《上海的风花雪月》仍高居畅销书榜一、二位时，不由得高兴起来。看来，上海人都跟我一样，从心底喜欢上海的旧人故事。
一九九六年新落成的上海图书馆，其堂皇胜过日本国会图书馆，在那里读书，真是享受。一九九六年春，曾专程到上海访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先生，当时对上海的老建筑特别感慨。外滩钟楼，和平饭店，张爱玲的旧居……比起建筑物，人真是可怜，不是吗？才过了两年，我的书寄给张子静先生时，却被退了回来。那么硬朗的他是再也看不到了。
是上海人感觉到了我对上海的情感吧，图书馆工作人员与我心心相印，居然为我从书库中找出了卡片上没有的书。用牛皮硬壳纸精心包好的厚厚的一册，标签上写着“《新东方》，第九卷一至六期，第十卷一至六期，一九四四，一至十二”，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它就静悄悄地藏在张爱玲故乡的图书馆。
二月号就出现了胡兰成批判蒋介石畅销书的文章《〈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一九四三年，胡兰成因写了“日本必败，南京政府必亡”的论文，被汪精卫关进监狱。四十八天后的一九四四年阴历除夕，写了悔过书后被放出，胡兰成赋闲在家，所以有时间读书写作谈恋爱。
三月号的第一篇论文又是胡兰成的。接着作者栏中开始出现熟悉的名字：晶孙，路易士……张爱玲《存稿》。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胡兰成初识张爱玲。当时，张爱玲已写出成名作《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红遍上海。这篇抄录少作的《存稿》显然是被“逼”出来的应急产品。看来胡兰成是张爱玲和《新东方》的牵线人。
重要的是，这期还有胡兰成的另一篇文章《皂隶·清客与来者》。文章从第二行开始就被黑墨涂去数行，大概是因言辞太激烈，没能通过审查吧。这篇文章里，胡批评了当时的文艺杂志与文人，称他们或为拿官方津贴的皂隶，或为专写前朝掌故或近人轶事供官员们消遣的侯门清客。但对苏青创办不久的《天地》却颇有好感，认为有些“泼剌的作品”，其中特别提到张爱玲的《封锁》，称其“非常洗练”，“简直是写的一篇诗”。用数百字介绍梗概后，他说：
我喜爱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的。
接下来五月号的第四、五期合刊里，刊载了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里边有读者熟悉的几句话，针锋相对地回复了胡兰成：
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
《自己的文章》可看作是张爱玲的文学纲领宣言。关于她写这篇文章的动机，自唐文标先生认为：“因《万象》刊登了迅雨（即傅雷）的批评文字，张爱玲大怒，立即在《新东方》中写《自己的文学》反辩。”（《关于连环套》，《张爱玲资料大全集》）以后，这一说法成为定论。
《新东方》的发现证明这一说法未必正确。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载于《万象》当年五月号，出版时间是五月一日，《新东方》五月号则于五月十五日出版，前后仅相差半个月。从时间上看，我认为，《自己的文章》起因是为了回复胡兰成。从内容上也可证明，文章前面用了七分之四的篇幅针对理论、斗争、时代等关键词谈自己的创作主旨，而这些概念恰恰是胡兰成最爱用的。后半部分才对迅雨《连环套》“欠主题”的批评作了回应和辩解。很可能是成文后读到迅雨文，临时加上去的。
当年，胡兰成读完《封锁》后，执意要见张爱玲，见到张爱玲后，便滔滔不绝地评论她的作品。从三月号刊载的胡兰成文可以看出，那时的胡更关心的是“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大主题，视《封锁》为“珠链”式的小装饰，颇不以为然。可是，紧接着他就堕入了情网，文艺观也随着张爱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如《今生今世》中胡兰成坦率表现的那样，张爱玲对胡兰成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冲击，其实胡兰成对张爱玲也未尝不是如此。张爱玲关注的是男女琐事中的权力差（参差对照），胡兰成代表着传统“士”的文学观，两相撞击，迸出火花，产生出这篇《自己的文章》。
接下来的《新东方》第六期里，《鸿鸾禧》终于出现。本期的《编辑后记》对这篇小说作了简单介绍：
张爱玲女士的《鸿鸾禧》，是一个结婚的故事，从落笔到结尾，轻松美丽，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描写，明确而生动，读者从这篇小说中当更能见到作者在艺术上的创造。
小说结束页的补白是一幅广告，预告《传奇》即将出版。
正如这期《编辑后记》所预告的，“因等待配给纸本刊无法如期出版”，四个月后的十月，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才出版。十一、十二月又分别赶出了两册四期的合刊，篇幅均比最盛期缩短了一半，只有三十页左右。十二月出版的五、六期合刊的最后，刊载了一篇左采的剧评《舞台上的〈倾城之恋〉》。据陈子善先生介绍，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张爱玲改编的话剧《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连演八十场，场场爆满，可谓盛况空前，经久不衰”。陈子善先生在《力报》《海报》等报纸上挖掘了七篇剧评，证实了上海评论界的反应也同样热烈。同月出版的《新东方》里左采的这篇三千字的文章，对《倾城之恋》的小说和剧本，演员和角色，舞台场景和装置都作了评论。这篇文章的出土，为张爱玲的读者反应篇又增加了一个佐证。遗憾的是，《新东方》到此中断。何时停的刊？尚有待证实。
《新东方》的发现，解决了《传奇》《流言》中两篇文章出处的悬案。剩下的两篇，《雨伞下》是一篇不到二百字的小品，大概是杂志或小报的补白；《中国的日夜》以《传奇增订本》跋的形式出现，或许是增订本出版的同时发表的，或许藏在还没出土的一九四五年的《新东方》上……。总之，张爱玲和老上海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摘自《万象》2001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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